康熙大帝4长寿方

7岁登基，做了61年皇帝的康熙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缔造者，还是一位对医学颇有造诣的“医生天子”，他平素不仅注重中医保健，熟谙养生之道，让自己在60年紧张忙碌的工作中依然能保持思路敏捷，身体强健，而且还给西医西药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饮食篇

都说康熙的日常饮食是他养生之道的最佳体现，很是值得推崇，而饮食一说可以分开，先说饮，再说食。

北京西山玉泉山的泉水是康熙指定的专用饮水，他说：“人之养身，饮食为要，故所用之水最切。”因此，对饮水的清洁卫生要求非常严格。每天宫里所需要的水都是专门从玉泉山运来，除了保证自己和嫔妃使用外，也经常作为一份君王关怀的礼物赏赐给大臣。

但由于康熙不喜欢经常闷在宫中，老爱四处溜达，路途一远，玉泉山泉水的供应就跟不上了，于是，康熙采用了蒸馏水技术，对巡行在外用的水，规定了严格的制取方法和定夺标准，以便应急。巡游间歇中，研究各地的水质情况也成了他的一大爱好，并将研究结果写成了一篇《水性记》，其中有一段话是：“朕所经历多矣，每将各地之水，称其轻重，因知水最佳者，其分两甚重。 若遇不得好水之处，即蒸水以取其露，烹茶饮之。”估计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纯净水雏形了。

康熙好饮茶，天下名茶都被他品尝了一遍，但不好酒，甚至还有些讨厌，这在满族人中可算是少见了。原因在于他认为酒不仅对人无益，而且可以乱心志、致疾病。虽然年轻时不爱喝，晚年时却会在平日膳后或年节筵宴饮上一小杯葡萄酒。

原来是在废了皇太子那年，康熙得了一场大病，传教士请他喝葡萄酒，说是有助于身体复元，他尝试了一下，觉得效果挺不错，说：“前者朕体违和，伊等跪奏：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之物，高年饮此，如婴儿服人乳之力。谆谆泣谏，求朕进此，必然有益。朕鉴其诚，即准所奏，每日进葡萄酒几次，甚觉有益，饮膳亦加。今每日竟进数次，朕体已经大安。”

食说白了就是吃。有民间传说清帝一天吃四餐，也有说吃五餐。但其实康熙每天就只吃两顿饭，两顿饭之外，不再吃东西，后来的清帝将这个习俗沿袭至清末。

作为皇帝，膳食选择无疑要比寻常人丰富得多，但康熙吃得却比较简单，从来不追求珍馐厚味，在他的食物谱中不见马牛羊、鸡犬豕之类的厚味，全是些鱼虾果蔬等常见食品。但在营养搭配上就很是注意了，每餐样样得齐，缺一不可，以免有所偏嗜。

出巡时，丰盛的宴席当然是少不了的，各地官员总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弄一些新鲜玩意给康熙品尝，对此类山珍海味的宴席，康熙一概拒之，专吃当地所产的时令菜。

他说：“老年人应当饮食淡薄，每兼菜蔬食之则少病。”对于那些不恤下情，竭力搜刮民脂民膏，整治丰盛宴席讨好自己，力求升官者，康熙毫不客气，立即予以撤职查办。如此一来，官员们知道了皇帝的脾气，这才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最喜欢的水果，康熙也不会多吃，讲究适可而止。各地官员为了献媚邀宠，经常争先恐后地采摘鲜果进贡，但他总是品尝一点儿就够了，认为这些鲜果还不够熟，需等放熟了后气味甘美时再吃，否则对身体无益。

康熙常常告诫身边的人，胃是人体消化饮食、产生精力的重要器官，应当妥为保护，而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胃的消化及适应能力各异，有些人嗜食冷物，而另一些人则一吃凉东西就肚子疼。因而，每个人都应该对自身的情况加以注意。

补药篇

古之帝王，大多偏爱补药，康熙对此却极为反感，对于长生不老之道也从来没什么兴趣，他明白——衰老是必然的，只有善于对待。

幼年的康熙出过一次“天花”，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大病初愈时，身体虚弱，尤其脾胃不和，积食拉稀。御医们会诊研究，认为小康熙在出天花时药吃得多了，此时用药和进补皆非良策。正在左右为难时，爱孙心切的孝庄皇太后请来了一位江南名医，他给小康熙只开了一味药——“茯苓”，并注明一定要云南产的野生茯苓，将之制成了细巧的“茯苓饼”点心。结果小康熙吃后不久便脸色红润，又可以读书习武了。茯苓饼也由此扬名，成为京城名点，至今不衰。

古之帝王，大多偏爱补药，康熙对此却极为反感：“服补药大无益。药性宜于心者不宜于脾；宜于肺者不宜于肾。朕尝谕人勿服补药。药补不如食补。夫好服补药者，犹人之喜逢迎者。天下岂有喜逢迎而可为善乎？先年满州内老人皆不服药，朕也从不服药。太皇太后、皇太后一生皆不服药，尔等当以是为法。”这些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从药理学的角度阐述了无病“好服补药”之弊，也还算是中肯。

康熙对于长生不老之道也从来没什么兴趣，这在历代皇帝中算是一个另类。他认为人的一生，生长壮老已，从出生到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是不可遏止的。因而人只能顺应自然，多加保养，以求在一定范围内延长寿命。

在康熙57岁那年，有大臣看到他长了一些白须，特意晋献滋补肝肾的乌须丸，以为能博君颜，结果被康熙认为多此一举，笑而拒之。

西医篇

传教士医生们在康熙的支持下来到中国，不仅用现代医疗手段为许多中国人解除了病痛，还将大量的西方医学知识带到中国，进而培养出最早一批西医人才。

17世纪初，日尔曼人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意大利人罗雅谷的《人身图说》及法国人皮理的《人体解剖学》等相继传入中国，但未能产生大的影响，因为当时中国崇尚传统的古典医学，距科学研究尚远，不能接受此种科学。但康熙对西方医学及解剖学很是感兴趣，为了学习西方医学，康熙令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及宫廷画家等人，专门画了一些解剖图象，还叫传教士巴多明将《人体解剖学》译成中文，希冀“造（福）于社会”，挽救“人之生命”。

1693年的一天，康熙突发疟疾，虽经御医精心诊治，但疗效不佳。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和葡萄牙传教士刘应等人在得知此事后，大胆向康熙建议服用西药金鸡纳霜。当时朝中的多数大臣对洋人的药物持怀疑态度，认为此法不可取。而康熙倒是颇为开通，在力排众议后勇敢地尝试了一次西药。没想到，金鸡纳霜的药力立竿见影，不消几日即愈，康熙大喜，给予重赏，赐广安门内广厦一所。此后康熙就视金鸡纳为奇药，并把它作为“御制圣药”转赐患疟的大臣，以示恩宠。

这件事极大地增强了康熙对西医的好感。1699年，法国神父罗德先奉命入京为康熙治疗心悸、唇疮，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因而获聘宫廷御医。从此之后，康熙就再也离不开西医西药，即使出外巡察也要带上几位洋大夫和几种常用的西药，以至有时传教士们生病了还要向皇上求药。

西药显示出的神效令当时的朝臣国戚们大开眼界，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患病后请求皇上赐给西药。为了保证手中有足够的药品，1706年，康熙第一次下令向罗马教廷的使节索取西药。

当年来华的罗马教士多罗遂献上药品若干，其中，有一种名为绰科拉迪的药物引起了康熙的注意。办事人在向康熙汇报此药特性时，只说味道甜苦相兼，却未提及药效。康熙在问过多罗后了解到，这种所谓的西药，其实是一种以可可为主要原料的食品，并不能治疗疾病。

当时颇有些失望，但在品尝之后因感其口味尚佳，于是欣然收下。这种食品便是今天的巧克力，康熙大概不会想到，他第一次向西方求药时竟然在不经意间将巧克力引人中国。

为了研究推广西药，康熙还恩准在宫中开设了实验室，供传教士制西药用。有时兴致来了，还亲自给官员问病开方，中西药并用。康熙对西方医药的倚重使现代西医成功地获得了中国统治阶层的信赖，从此，西医西药在中华大地上揭开了新的篇章。

调心篇

一个人的健康标志，还应体现于心理上。康熙认为“养身者但宽其心，天下未有过不去之事，忍耐一时便觉无事。”

康熙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即进膳后，自觉保持良好的心态，只讲开心事，只说开心话，或者欣赏自己喜爱的古玩字画，他认为这样可以帮助消化，有利于身体健康。闲来无事，康熙就喜欢在御书房练练书法，这是他调节心理的一种方式。

他曾亲自总结了一条经验，叫做“宽怀只有数行字”，他说书房对调节、放松、消除身心疲劳有很大的作用，还可锻炼人的耐心，培养人的意志。此外，康熙多次批判了好逸恶劳的思想，他说：“世人皆好逸而恶劳。朕心则谓人恒劳而知逸。若安于逸则惟不知逸，而遇劳即不能堪矣。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