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协和“辐射致癌”调查

　　医疗设备的猛增带来了医用辐射这个副作用，而医院及医护人员淡薄的防护意识则可能把这个副作用放大。

　　2013年1月中旬，武汉协和医院麻醉科医生休息时间排演的《麻醉style》风靡网络。

　　麻醉科很欢乐，而彼时的妇产科却乌云密布。2013年1月7日，妇产科的孙慧兰、赵虹、董卫红三位女教授接连被确诊为甲状腺癌。

　　集中患癌是偶然吗?在外科大楼四楼工作的妇产科女教授们开始怀疑，这或许与楼上骨科手术室的医用设备电离辐射有关。“6年里，该受到多大辐射啊。”想起这些，孙慧兰至今还觉得害怕。

　　被确诊后，三位患者的家属与院方领导6次交涉后无果。2013年2月16日，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女医生们一纸举报信递到了湖北省卫生厅。

　　由于对湖北省卫生厅和医院的回复依然不满意，2013年2月18日晚，一封求助信发到了有“打假斗士”之称的方舟子手中。

　　事件开始迅速发酵。

　　同发甲状腺癌

　　被诊断为患甲状腺癌的孙慧兰、赵虹、董卫红三位妇产科女教授同事多年，在相同的手术室工作时间最长，结果“同一群体、同一时期、同一手术室、同一人体部位患癌，无一人幸免”。这让她们感到有些蹊跷，但一时之间又说不清哪里不对劲。

　　一晃数天过去了，经院内同事提醒，孙慧兰等人想起了几年前有关楼上骨科手术室放射防护不到位的传言。难道是楼上手术室医用装备放射线穿透楼板致楼下大夫患癌?

　　患癌女教授赵虹的家属李生(化名)还对《瞭望东方周刊》透露了他们调查到的另外几个案例：前不久妇产科还确诊了几起病例，一位脱发脱眉的男教授也请假了;前两年妇产科也有两位医生患甲状腺癌;干部保健科也有5名患甲状腺癌的医护，事后院方移走了安装在附近的一台放射设备。”

　　于是，孙慧兰等3人开始查询文献、法规、新闻报道案例等资料。越来越多的信息让她们相信，这并非偶然。2013年1月10日，三位女教授的家属开始找院方领导，希望院方加强放射防护，查明原因给出解释。但三位家属对这第一次与院方领导的交涉并不满意。

　　1月10日上午，武汉协和医院放射防护领导小组恰好召开了会议，会上对2012年医院放射防护工作情况进行了讨论，提出下一阶段工作要明确流程和职责、保护职工利益、以人为本，同时对防护措施改进，注重防护岗位职工的培训，做好统计工作。这是目前唯一能见到的院方领导在医院内部会议上的公开表态。

　　其后的二十余天时间里，家属们又接连4次找到院方相关领导，没有取得进展。

　　2013年2月5日，武汉协和医院院长王国斌又与各家属进行了一次单独面谈，相互之间仍然没有达成一致。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3人因各人的实际情况而提出不同诉求：44岁的孙慧兰正值专业提升的黄金年龄，48岁的董卫红是妇产科党委书记，55岁的赵虹已经临近退休。赵虹想提前办理正式退休，孙慧兰则想调到稍轻松的门诊。

　　患者家属考虑到患者后期治疗需要巨额医药费，在交涉过程中，曾提出让院方各补偿300万元的要求，遭到拒绝。

　　赵虹的家属李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诉求是医院加强管理，维护医务人员从业安全，查找妇产科集中患癌的真实合理的说法。再者就是要求院方做好手术费报销、重新安排工作以及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需赔偿等善后措施。

　　“即便先不谈是谁的责任，即便是出于人道主义也好，也得有赔偿，因为甲状腺癌后期还要终生服药，同时还有复发风险，身心俱损。”李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但据本刊了解，目前患病女大夫与院方已经没有接触，原因是“谈崩了”。

　　“医院领导顶多承认‘有做得不周的地方’。甚至一位副院长说，要是把X射线和甲状腺癌二者关系搞明白，就能得诺贝尔奖。”李生说。

　　2013年2月16日，春节后第一天上班，患者家属将起草好的举报信发到了湖北省卫生厅公布的官方网络邮箱里。自此以后，这起纠纷开始走出武汉协和，走向公开化。

　　“如果院方态度稍微好一些，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孙慧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湖北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证实：“2月16日，我们接到信访件。17日领导批示，18日我们拟定了调查方案，19日专家调查组进入协和现场调查和实地检测。调查结果显示正常。”

　　也就是说，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疗设备检测结果符合国标要求。

　　谁是谁非

　　对于湖北省卫生厅的调查结果，三位病患及家属并不认同，并对专家组颇有微词。

　　“我们作为举报人，至今没有看到检测的具体结果或者报告。官方说调查过程中有妇产科人员陪同检测，但当陪同人员提出让检测人员把仪器举高以便离楼板近一些时，遭到拒绝。”

　　这时，身为妇产科党委书记的董卫红退出。

　　2013年2月18日，孙慧兰和赵虹的家属起草了一封救助信并发给了“打假斗士”方舟子。

　　2月20日夜间，方舟子在搜狐微博曝料了这封求助信“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严重放射事故造成多名女教授集体患癌”。第二天一大早，李生的电话就被各地媒体打得发烫。

　　武汉协和医院随即发布百余字官方声明反驳网络传言，称网帖所述“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随后患癌女大夫孙慧兰在其实名认证微博上，转发方舟子的长微博称，“这是事实，请大家转发。”

　　接着，湖北省卫生厅公布了《“协和医院女教授集体患癌”事情的调查结果》指出，武汉协和医院手术室无放射性核素，工作场所及周边环境辐射水平符合国标要求。院方也称，仅2012年12月至2013年2月期间，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进行了3次严格检测，协和医院外科大楼手术室环境辐射水平符合国标要求。

　　武汉协和医院找出院内相关专家出面解释“射线不是甲状腺癌发病主因，更不是唯一原因。”

　　李生则表示，“这个专家的公开说法与之前私下说法明显有不同。”

　　院方声明中称其“一直按照国家卫生、环保行政部门要求，依法开展相关放射诊疗活动。”而2010年1月，湖北省环保厅曾对武汉协和医院进行过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情况督察，提出了6条整改意见，不过未见公布后续整改落实情况。

　　在求助信里，患者家属称这些年来武汉协和发生“令人触目惊心的放射卫生防护的违法行为”。四层25号手术室是妇产科的剖腹产手术室，6年多来有约20000个婴儿在此降生，但是院方领导始终对正上方对着的五层4号骨科手术室是否有放射许可证闪烁其词。

　　“这些幼小、可爱、无辜孩子的身体受到X光辐射了吗?这后果是何等的令人胆颤心惊啊!”

　　有人怀疑官方在四层检测的时候，五层手术室放射设备关机。在一次与患者家属的交涉中，武汉协和医院医务办公室主任孙晖对此表示，疾控中心的小组来检测的时候，“在1-2小时期间，不停地曝光，频率超过平时手术时候的曝光强度。”

　　湖北省卫生厅的检测结果显示，武汉协和医院相关场所和周边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的本底水平区间当中。但是从医务人员集体患癌的客观事实来看，“情况的确有些异常”，现已经要求武汉协和医院组织相关国内外专家对此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二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时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

　　举证难题

　　2013年2月26日，湖北省环保厅给《瞭望东方周刊》的书面回应,在主要观点上和之前湖北省卫生厅、武汉协和医院的回应一致,但没有提及2010年1月督察后武汉协和医院的整改落实情况。

　　本刊掌握的材料显示，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09年第一季度对武汉协和医院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结果较低，但其中一人的监测值为3.10mSv，结果明显偏高。

　　湖北省环保厅回应称，“骨科医生近3年个人剂量监测值每年都低于0.5mSv”。

　　此外，患者家属还对外科大楼五层骨科手术室的楼板厚度提出强烈质疑。

　　湖北省卫生厅的调查结果显示，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技师马新兴“根据协和医院外科楼设计图纸”得出结论，外科楼五层2、3号手术室楼板 “150mm现浇混凝土+20mm水泥层足以对移动式C型臂X射线机产生的X射线进行屏蔽。”

　　湖北省环保厅称，“外科大楼四层和五层之间的楼板结构为150mm厚的C50混凝土外加20mm厚(比例为1：3)的水泥砂浆涂层。”五层相关骨科手术室的“移动C臂X线机”开机工作状态时，其对下方四层妇科日常工作的对应手术室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满足国标要求，不存在协和医院发生放射性事故的情况。

　　患者家属却对《瞭望东方周刊》指称，在与院方交涉过程中，武汉协和医院院方领导曾称楼板厚度是150mm和170mm两种。而患者家属通过自己渠道得知，楼板厚度只有130mm和150mm两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副主任技师欧向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无论是170mm、150mm，还是130mm都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实测的铅当量。至于水泥楼板，不仅要看厚度，也要看密度。”

　　李生等患者家属还对医院手术室和医用放射设备的许可存在质疑，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医院做了防护层的手术室究竟有几间?为什么骨科放射手术多时可以随意临时安排到其它手术室做?”

　　他们曾要求查看相关材料，遭到院方拒绝。

　　武汉协和医院没有回应本刊的采访。

　　武汉协和医院党委宣传部部长黄冬香在电话里称，因身体不适在休假，相关信息以声明为准。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则称，相关信息“以省内媒体发布的为准”。

　　本刊根据公开的招标文件仅能获知，医院于2012年对部分场所或设备的确做过更新，但具体施工时间没能获知。

　　在求助信里，患者称“电离辐射是其(甲状腺癌)发生唯一明确的病因”。职业性放射性疾病里已经包括“放射性甲状腺疾病”。对于医务人员来说，这是否属于职业性放射性疾病?孙慧兰等人有过疑问，但遇到明显的举证尴尬。

　　“的确有很多文献资料证明射线照射与甲状腺癌有关。但是我们属于‘公众照射’而患病，我们个人没有放射剂量的常规检测，提供不了职业病举证所需的数值。”孙慧兰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她感叹现在面临着很大的举证困难。她看到前几年陕西某市医院有过医护人员患甲状腺癌的案例，后来获得了赔偿，但是具体是以什么理由赔偿却不得而知，“不排除是出于人道主义赔偿。”

　　孙慧兰等三位医生还指责院方存在种种问题，比如各级领导对放射危害认识极端薄弱，管理混乱，擅自扩大放射许可范围，长期非法开展放射手术等。

　　此外，她们还曝光了一些医院潜规则，比如医务人员为规避医疗纠纷，往往“每台手术根据需要曝光几次甚至几十次。”本刊检索得知，不少科研人员在文献中，都已经提到了这些潜规则，但超剂量照射、重复照射、误照射等做法明显违背国际通行的“辐射防护三原则”，也会对患者造成射线伤害，甚至也曾有人员伤亡的医疗事故发生。

　　放射性医用设备凶猛

　　孙慧兰强烈要求院方公布手术室的放射诊疗许可、三次检测的详细报告，以及设备的配置许可记录。她听说院方曾经在调查小组来之前，封存了一些医用设备，但无从证实。

　　实际上，在新医改之前，各地各级医院风靡盲目建设、大量配置新设备。新医改之后，在多重因素诱导下，基层医疗机构的设备配置也呈井喷式增长。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医用放射诊疗设备。

　　尽管国家各级卫生管理部门一直对医用设备配置采取监督管理、规划，依旧很难遏制这股势头。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医械部主任蔡天智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国家对公立医院的设备配置要求严格一些，对民营医院就相对松一些，基本上可以想买就买。”

　　曾有学者研究称，一些医院的高新设备拥有量几近赶超英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是其数倍。在医院经济利益和技术的双重驱动下，各医院竞相配置先进设备，导致中国居民以较低的经济水平享用着不相匹配的超前医疗条件。

　　这些设备数量同时也带来了副产物---医用辐射。由于放射防护工作的不够到位、不够重视，深陷医用辐射其中的不仅是公众，也包括医生。

　　医用辐射已成为中国居民中最大的人工电离辐射来源。超剂量照射、重复照射和误照射所导致的放射事故，甚至于造成人员伤亡的医疗事故也曾多次发生。此次武汉协和医院女医生集中患甲状腺癌，患者指称的疑似真凶正是骨科手术室的移动式C臂X射线机。

　　2010年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2007年底我国1434家医院拥有医用电磁辐射设备2073台;867家医院拥有4213枚放射源(密封放射源);26599家医院拥有56036台医用射线装置。同期，武汉市的普查公报显示，20家医院拥有医用电磁辐射设备37台;10家医院拥有22枚放射源(密封放射源);213家医院拥有478 台医用射线装置。

　　然而，下面这组数字则反映出一些机构和人员对放射防护的薄弱意识。

　　《2009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2009年全国医疗机构放射防护重点监督检查中，共检查放射诊疗机构47820家，违法情况占19.4%。开展放射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中持有效《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比率为69.9%，放射工作人员持证率为82.5%，培训率为78.5%，个人剂量监测率为78.6%，职业健康体检率为81.3%。诊疗设备检测率65.4%。

　　广州市政协委员陈少华在调查了广州几家大医院影像科之后，发现目前滥用X射线检查的现象在不少医院都存在。大部分医院对病人“没有任何防护”。

　　孙慧兰因为没有剂量监测结果而面临举证难题，但是那些持有剂量牌的放射工作人员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视放射防护。据了解，2009年武汉协和医院依照国家规定曾组织放射工作人员体检，但是在医务处的再三要求下，部分科室的放射工作人员仍然不愿前去体检。在2011年7月再次组织体检的时候，院方不得已以暂停发放放射卫生津贴相逼迫。(记者刘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