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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区心理援助覆盖率10% 志愿者缺钱缺人

2009-05-11 15:22:55  来源:家庭医生在线论坛    转载

    2008年10月3日,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因为抑郁而自杀。

    2008年11月17日,北川县擂鼓镇村民杨俊杀妻后自戕。

    2008年11月19日,绵阳市政府办公室人事教育处处长何宗华跳楼身亡。

    2009年1月29日,北川县擂鼓镇胜利村40岁的王雪梅上吊身亡。

    2009年4月20日,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于家中自杀……

    付春胜习惯性地捂着右臂,紧锁眉头,“如果灾区心理援助做得再好一点,覆盖率再高一点,专业人才再多一点,他们可能不会死……”他叹了一口气。

    付春胜,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社会事务部部长,兼任驻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副站长。

    他的工作地点在安昌镇一间租用的民房里。

    “5·12”地震过去近一年,可灾区心理援助覆盖率仅为10%,而灾后心理援助至少需3~5年。

    右臂传来的刺痛提醒他,做不到。颈椎病犯了,压迫导致右臂麻木刺痛,但这里没有医治条件,他只能咬牙挺着。

    曾经 “一天填了7份问卷”

    心理调查不少,却从无结果;“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

    4月20日一早,北川心理援助中心楼下,付春胜带着两位心理援助志愿者——张伯昕与魏国同,赶往平武县,给平通和南坝两所中学的老师进行心理辅导和心理援助培训。

    这个项目由中国红十字会出资,心理所负责操作。分别到平武等地5所学校进行培训。

    10时30分,平通中学板房里,朱校长告诉记者,地震后,学校来过一批又一批心理志愿者,发了很多问卷让老师和学生填,可是,“他们走后就没消息了,至今没得到过一份调查结果的反馈。”

    老师和孩子们的心理有没有问题?不知道。

    地震后,灾区心理志愿者曾一度泛滥。国内各高校、心理咨询机构、志愿者蜂拥而至。心理调查问卷雪片般飞在灾区安置点上空,甚至让灾民害怕。

    “我快崩溃了!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填了7份问卷,但没有人告诉我结果。”在地震中失去儿子和母亲的北川县的蒋玲说。

    后来,灾民中有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说法。 

    张侃曾提出:灾后心理援助至少要3~5年。灾后1~3年,是受灾人群心理问题高发期。日本阪神大地震后,日本心理学界做了10年的青少年心理研究。台湾“9·21”大地震后的心理干预做了8年。

    根据全球重大灾难心理援助的经验,中科院心理所提出:对四川地震灾区灾后心理援助20年,7个工作站在灾区至少提供心理援助3~5年。

    灾区心理援助刚开始,志愿者就快走光了。坚持下来的志愿者和机构寥寥无几。灾区需要的不是问卷,而是服务。${FDPageBreak}
    缺钱 心理所 心理援助靠“化缘”

    “要抽出80%的时间去搞钱,去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太可惜了”

    史占彪说,很多心理机构和志愿者离去是可以理解的,“在灾区做心理服务需要花钱,志愿者在灾区连饭都吃不饱,拿什么坚持?”

    “中科院心理所在经费上没什么障碍吧?”记者问。

    史占彪露出一丝苦笑。

    “5·12”地震后,中科院心理所是第一个介入灾区心理救援的专业机构,5月15日,派出第一批心理援助专家赶赴灾区。6月9日,成立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成都)。6月1日至6月20日间,心理所分别成立绵竹、北川、绵阳、德阳、什邡、北川中学等7个心理援助工作站。

    中科院心理所在灾区第一年的心理援助行动大约花了800万,但从未得到政府专项拨款。

    这800万从哪儿来?中科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给的科研经费;心理所自筹的部分科研经费,事实上是搞研究的;企业赞助,某集团赞助过100万;还有在灾区开展工作时结交的一些基金会,陆续给过资助。

    “中科院对灾后心理干预没有额外拨款吗?”记者问。

    “有,用于灾后心理研究的260万,也算国家拨款,但这是专项科研资金,要发给每个研究员,并不是用于灾区心理服务的。”史占彪说。

    最初,心理所计划每个工作站配10~12人,每个站运行经费10万~15万,可以提供较好的服务;可现在每个站只能有1~2万元经费,不得不减少人员和开支。

    “我们一直积极地找基金会和企业‘化缘’。我们做项目,之后找资金。”史占彪说。

    灾区服务缺少专业人才,“可是像我和付老师,却要抽出80%的时间去搞钱,去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太可惜了!”白天忙着行政事务,晚上还要抽时间给志愿者做心理督导。

    “张侃所长曾提出,7个工作站在灾区至少服务3~5年,经费如此困难,能否坚持三年?”记者问。

    “一定做到!”史占彪态度坚决,“这是心理所对社会的承诺,也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灾区3~5年是心理障碍的高发期,灾区确实需要我们。”

    缺钱 志愿者 花光积蓄靠接济

    连“化缘”都化不来;社区支持了不少板房

    中科院心理所毕竟是正规机构,还能从基金会和企业化到钱,可一些草根NGO(志愿者组织)连“化缘”都化不来。

    目前,灾区心理援助的主力是民间力量——科研机构和一群草根NGO,得不到政府专项拨款。

    刘猛,“全国心理援助联盟”负责人,专业心理咨询师,震后一直服务于灾区。他在都江堰支撑着目前灾区最大的社区心理援助站,从未得到过外援。

    他个人承担团队活动费用和志愿者饭费,10万元积蓄早就花光,目前靠朋友的接济艰难度日。

    所在的社区管委会支持他,当然不是资金上的,但刘猛的板房从最初的3间到目前的20间,有了更多的治疗和活动空间,因为社区认可刘猛做的心理援助。

    “靠捐助不能解决长远问题。”张侃坦言,灾后心理援助应该纳入正规体系,“与更大的效果来比,应该花钱是很小的,产生的结果是很大的。”${FDPageBreak}
    缺人 心理援助覆盖率仅为10%

    灾区约200万人需要心理援助,只有20万人接受过

    汶川地震,受灾群众1000多万,死亡和失踪的近10万人。据张侃分析,目前,四川灾区约200万人需要专业的心理援助。

    “这显然做不到。”张侃说。 

    据付春胜估计,北川地区20%~30%的人需要专业的心理治疗,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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