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为求职整形 谁该为此负责？

　　同辈或长辈、媒体、职场等机构影响了女性个体美貌标准的形成，并对女性造成一定的压力。我们需要超越女性是整形美容受害者或能动者的批判立场，从女性经验出发，在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结构中来理解整形美容现象。

　　最近有报道称，天津某医院整形美容中心接待了不少来做面部整形手术的女大学生，其中更有一个宿舍4名女生集体来做整形，共花了6万元。虽然是一则新报道，讨论的却是女性美貌的旧问题，人们很快能从这则信息中看到整形美容者的年轻化以及整形成本的昂贵化，因为是女学生，又暗合了此前相关的整形求职的报道。

　　整形美容的议题一直以来是女权主义关注的焦点，如果不是过于简化的话，可以将女权主义的理解概括成两种立场，一种立场认为整形美容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对女性的一种压迫方式，女性是屈从于男性凝视和美貌神话的受害者；一种立场认为女性通过选择整形美容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积极控制，女性是争取有限的身体资本进行自我赋权的能动者。前者对整形美容持彻底的批判态度，试图唤醒人们拒绝美貌标准对女性的约束，后者则看到了整形美容的两难，试图在批判美容手术的同时，不轻率贬抑那些借整容来减轻痛苦和压力的女人。但是，越来越壮大的美容产业，尤其在诸多整形失败的情况下，“美容经济”仍在高速发展的事实提醒人们女权主义批判似乎并没有成功。

　　整形美容是女权主义的假想敌人吗？抑或是女权主义没有找准批判的方向？又或者整形美容这件事表面上看来是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在询问年轻女大学生对整形美容的看法时，她们通常会对这种行为表示理解，其依据在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并认为美丽的外表可以给人带来更多的认可、较好的人缘、更多的工作机会、更为健康快乐的人生等。这些部分回应了女权主义批判显得无力的事实。但是，如果继续往下追问，会发现女大学生理解的美貌标准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虽然这则报道中没有提到整容的女大学生希望把自己的容貌整成什么样子。仔细辨析五花八门的美貌标准，尽管其具体细节会假时尚之名而有所变化，但不难发现这些标准具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特征与年龄限制。如果美貌标准如此具有同质性，我们很难再坚持认为整形美容只是个人问题，而与文化、政治和商业无关，因此，女权主义批判仍然需要继续。当我们认为整形美容是个个人选择的问题时，就需要继续追问，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设定了女性选择美貌标准的选项？

　　这个问题可以从女性是如何获得这些美貌标准的答案中得到部分解答。女大学生提到的影响因素有：来自同辈、长辈对外貌的评论；杂志、广告、动漫等媒体的影响；职场等机构对相貌的要求等。不能否认，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在制造美貌标准方面“功不可没”，假商业与文化之手建构的美丽神话，让女性意识到外貌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回应这些信息，女性选择改变身体来迎合这些标准，减轻自己因为与标准不符合而产生的压力和痛苦。当然，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一些女性会选择那些认为更为健康的标准，毕竟绝大多数女性并不认为外貌是人生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一些女性会接受这些标准，但接受并不意味着她们会因此而去顺从这些标准，并通过整形来与标准保持一致；有些女性会通过改变身体来遵守这些标准并获得快乐和满足，正是这些愉悦感让女性觉得女权主义的批判显得多余，不过，女权主义者还是担心，这是一种压抑性的成就感，它会让女性依附并投入到终将有害女性的体系之中。更为隐蔽的情况是，女性虽然自己并没有被这些标准左右，但她们发现，身边可能的男友或是未来的雇主被这些标准左右了，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鲍尔多所言，女性并非性别歧视文化的受骗者，也非其批判者，她们关心的是自己应该享受被追求、被爱和成功的权利，这种情形下去进行整形美容，谁该为此负责呢？

　　类似上面的追问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原因在于个人是嵌入在具体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技术结构中的具有能动性的个体，因此实际生活中的很多决策都不可能脱离主观动机和客观环境的复杂互动过程，单纯的主观动机或者外部诱因能够提供部分解释和偏见，但这两种视角很容易因其片面性导致偏差。一味指责文化与制度对女性的约束，就会弱化女性个体的选择能力；仅仅赞赏女性在这个过程中是在运用自己的权利，又会弱化制度对女性的形塑作用，况且，大力倡导个人选择、自由和能力有瓦解系统分析的嫌疑。理论上更为合理的方法应当超越个体/制度与压迫/能动的二分法，转而研究在复杂环境下的个体决策过程。具体说来，就是个体女性在美貌标准的压力以及给定的资源约束之下，如何通过理性的分析和决策将内在的焦虑转化成对身体的掌控，以期争取更多的权利。

　　这个研究思路听起来合理，但是实现起来却相当困难，以现有研究能力来看，结合这一思路，从女性的经验出发来形成描述和解释框架是比较可行的做法。这意味着在坚持女权主义批判的同时，除了继续反思当前就业与婚姻中的性别歧视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理解整形美容者是为了理想的工作和未来的人生外，还要反思男女二元对立的文化如何建构了男女两性并设定其价值；反思经济结构的变化给女性带来的心理认知与行为的不确定性；反思资本主义与其他机制如何联手建构了女性的欲望和想象，以及资本和市场如何迅速抓住各种机会，通过规训女性的身体来推广美貌标准的做法。从女权立场走向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既有助于理解整形美容的绝大多数主体为何是女性，也有助于理解男性也或多或少被卷入到美容产业链条中的事实，因为资本和市场关心的只是利润，身体不过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它与身体所承载的性别无关。

　　总之，在整形美容这件事上，我们既需要跳出对女性进行道德评判的个人立场，去关注女性面临的系统性约束；又需要立足并超越女权立场，将理解问题的视角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层面，展开一种多层面的制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