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是否非得“斩草除根”？

　　在人类与癌症斗争的百年历史上，出现了三把颇有威力的“刀”——各式各样的手术刀、杀伤性极强的化疗药和不同能量的放射线。当“刀锋”与疯长的肿瘤狭路相逢，念头只有一个：将癌细胞斩草除根，不灭干净不罢休。

　　手术台上的汤钊猷怀着同样的信念。他比谁都清楚，一旦放走漏网之鱼，必将后患无穷。然而，眼前的现实一再质疑这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便是根治性切除后，60%的肝癌患者5年内仍会复发;有些病人甚至陷入“越治越扩散”的怪圈。

　　“癌细胞是否一定要斩尽杀绝?是时候认真思考了。”敏锐识变的汤钊猷又一次大胆站出来，重新审视“硬碰硬”的抗癌方法，探索“大棒+胡萝卜”的全新抗癌理念。

　　清剿后的癌细胞有时更疯狂

　　“汤医生，这刀开下去，会不会赶着癌细胞往全身跑?”在门诊坐堂的汤钊猷常常被病人问得哭笑不得。那时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种缺乏根据的天真想法居然也包含着几分道理。

　　第一次印证“玩笑”的，是几个接受姑息切除的晚期患者。拗不过一双双痛苦的眼睛，汤钊猷偶尔也会为较为晚期的病人做些姑息性的手术切术。术后发现，勉强开刀的效果其实并不好。随后的动物模型研究释放出一个令人警觉的信号：姑息切除可能促发残癌转移。

　　第二次“旁证”来自一群不幸患上肝癌的实验鼠。在送进放疗室的两天后，小鼠体内的癌细胞果真被照得“偃旗息鼓”;30天后再观察，本已低头的癌细胞转而发起大举反攻。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还真难以置信。”汤钊猷的心一再被矛盾所触动。

　　后来，实验和临床“证据”越来越多。“有些病人术后很积极，化疗6个月后，居然复发了;而一些‘消极’治疗的患者很注意身心调节，相反活得更长。”在汤钊猷的带领下，弟子们开始有意识地搜集“证据”。他们发现，如果开刀开不干净，剩下的癌细胞比以前更难办。同样的道理，放化疗如若留有尾巴，余下的残余分子其恶性程度更高。

　　此时，《自然》、《科学》、《癌症研究》等国际权威刊物也在不断报告现有癌症疗法的反作用。坐在电脑前，汤钊猷逐篇仔细研究，反反复复思考。终于，他在《肝癌侵袭转移研究15年的启示》一文中，写下了一种无法忽视的真相：“清剿后的癌细胞有时更疯狂。”

　　“杀”与“留”的辩证法

　　已近耄耋之年的汤钊猷花了半辈子与癌症“斗法”。他带领学生潜心研究，发明了不少降伏癌细胞的“魔法”，但也面临病人“越治越多”的尴尬。“以前忙着开刀，没时间思考，现在是时候想一想，过去百年的抗癌战略到底有没有‘犯错’。”最近几年，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肝癌斗士”的心头，可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撇开一团错综复杂的现象，一幅欲言又止的漫画似要“道破天机”：一只关在笼子里怪物，不断从嘴里吐出破笼而出青翠枝条。此时，警卫并不急于将怪物杀死，只是用一把剪刀有节制地修剪枝条。

　　咀嚼漫画的寓意，汤钊猷逐渐厘清事实，悟出一套“杀”与“留”的辩证法。他说，抗癌就像拍皮球，拍得越重，反弹越高。人类与癌症较量，既要“斗勇”更要“斗智”，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

　　“汤老这是在自我否定吗?”没等记者“发难”，他笑着主动“接招”：“我做了50多年外科医生，怎会否定开刀?提出反思，并不是否认开刀和放化疗。只是，我们当医生的，还要想办法做点‘补台’工作。”

　　“补台”意味着，对付无限增值的癌细胞，光动刀还不够，需要出奇制胜的第二、甚至第三招。汤钊猷记得，过去每每开刀，总要在手术室苦等病理医生的冰冻切片报告，恶性的马上开掉，良性的暗自庆幸。现在看来，这种以病理学为基础的抗癌思路大抵都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清楚地意识到，癌症既是局部病变，更是全身性疾病，不仅要从病理学角度看肿瘤，更要从生物学角度看病人。

　　游泳、太极“写入”抗癌处方

　　其实，早在16年前，汤钊猷已经带领弟子尝试“补台”了。那年，他毅然转向，带领整个研究所从肝癌的“导向治疗”转到“转移复发研究”。

　　在建立人肝癌转移模型的过程中，汤钊猷发现，改变培养环境，癌细胞的转移潜能与转移方向也会随之改变。这反过来提醒，抗癌不能只盯着癌细胞，而应注重对癌周微环境和整个机体的综合干预。

　　可是，影响机体的因素千千万，调变肿瘤、驯化残瘤应该从何下手?汤钊猷随口讲出一箩筐国内外的“补台”故事——

　　“你知道，肝癌患者为何男多女少吗?其实是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在帮忙，它能抑制一种名叫‘白介素6’的物质，降低肝癌发病率。”

　　“肝癌手术后，人体的酸碱平衡也很重要。如果患者体质偏酸，转移复发的几率较高。因此，病人可以多吃点碱性食物，降低复发风险。”

　　如今，汤钊猷领导的团队正从一系列“试试看”中逐渐总结规律。今年10月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弟子孙惠川等人的论文，揭示了干扰素抑癌的“选择性”疗效——只有当肝癌患者体内一个代号“26”的微小核糖核酸(miR-26)表达较低时，干扰素疗法才能大幅提高生存率，否则不起作用。

　　“现在看来，调变机体、控制癌症的思路很多，但要遵循‘因患施药’的原则。”不过，在汤钊猷为病人开具的术后处方中，游泳、太极当属人人有效。每每与病人谈心，汤钊猷总不忘打气：“对付癌症这样的复杂生命，人类不可能发明一种特效药，综合治疗、带瘤生存可能是长远方向。”话语间，他既是鼓励病人，也是激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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