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我是一个温文尔雅、娴静端庄的女生，但你能想像我曾经尖叫着狂热喊出“酷毙了”这句话吗？那是一次很美妙的感觉，我讲给你听吧。

　　我曾经带过一个家教,是教一个16岁的读高二的女孩，叫杨佩雨，我叫她小雨。小雨家境很好，人长得也漂亮，只是学习不好。依我看她一点也不笨，倒是有灵气得很，只是不肯用功罢了。我们关系处得很好，我经常开玩笑似的对她说：“像你这样，又不听话，又不肯努力，将来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可干的事情多了，我要开花店、开水吧。我倒是担心那些只会死读书的人将来可怎么办。”我笑了，指着她说：“像你这样的孩子肯定少见！”“才不呢，你太抬举我了，我可大众化了，像我这么想的人多着呢。”

　　的确，小雨是典型的，至少是北京一类孩子中的典型。我是学师范的，从她身上我了解了许多当下初、高中学生的心理状态和生活习惯特点。

　　那次周六下午给小雨上完课以后，我坐着喝水、休息，与她闲聊些别的。她向我提起周日晚上要去听一个名叫“行尸走肉”的地下音乐会。我觉得奇怪，问她什么叫做“地下”音乐会。她说，“地下”就是半公开的，是那种由于过于前卫、先锋而暂时还没有公开发行的音乐，通常是rock music（摇滚音乐），譬如像“苍蝇”、“No”等就是这样的地下乐队。她问我有没有兴趣，可以跟她一起去，“那种音乐与你所熟悉的决然不同，那儿的气氛可以让你麻醉，也可以让你疯狂”。有这样玄？我的好奇心大增，于是接受了她的邀请。

　　第二天晚上小雨来了，哇，我眼前一亮，她穿了一身黑：黑裙、黑靴，还有墨镜。我笑了：“嘿，我说丫头，酒吧里你还戴墨镜，那可真成瞎子了。”她挥拳头来打我：“到了里面当然不会戴，现在是为了整体效果嘛。”我还带了我的一个外国朋友跟我们一起，是一个韩国男孩，一路上，他都在围着小雨转，用他那还相当不流利的汉语，动不动还得说英文让我当翻译。

　　那个酒吧是比较简陋的，在一条很不起眼的小巷子里。但里面很大，音响也是一流的。我们推开门，小雨轻车熟路，大踏步往里走。我被一股巨大的新奇感包围着，不由得放慢了脚步。推开门后，紧接着的是一条窄窄长长的游廊，灯光有点暗，但我还是可以看清那满墙的银灰色的铝锡纸和草席，那光滑、洁白的骆驼头骨，那文革时代的军帽和军用书包……这时小雨可能意识到我落在后面，于是停下脚步，笑着拉起我的手走。我想她一定看到了一个左张右望，大睁着眼，微张着嘴，满脸都是惊讶、惶惑，还带着欣喜的形象。她拉着我向前走，不断有衣着、发型奇特的朋友从里面的大厅出来，打着招呼从我们身边擦过。我感觉自己的心和身体似乎处于一种被挑战的状态，讶异、兴奋直在我的血管里奔突。小雨不时回头看看我，又笑笑，我一直没说话。游廊的尽头便是大厅了，里面的重金属音乐早已震着我的耳膜。大厅里人头攒动，这里的风格也是怪异而阴郁，古怪的楼梯，笨拙的大钟，粗质的木车轮，重彩的抽象画，后现代的摄影……一切都在如拳头般抛砸的音乐里晃动。台子上，一支乐队正在制造使他们迷狂的声响，每个人的头都像小鸡啄米般地晃；台下的人如游在真空里的鱼，柔软而激烈地抖，表情麻木而又丰富，思想清醒而又混沌。我的心开始跟着音乐狂舞。突然，我有一种很憋闷的感觉，我感觉自己似乎承受到了极点，从推门开始到现在，积聚的巨大感受——新奇、刺激、兴奋，似乎形成一个大包袱，它压着我，迫使我行动，我只知极想摆脱这重负。突然，我挣脱了小雨的手，用双手抱头，闭着眼睛，全身的力量都用在了喉咙上，高喊了一声：“酷——毙了！”那声音狂热而又充满激情，感情充溢，似痛苦又似狂喜。我跳起来，接着就被小雨拉着融入了人群。

　　那一晚，我们过得都很舒服，是一种舒展而放肆的感觉。

　　事后，小雨笑着对我说：“你那一声‘酷毙了’喊得真酷！”

　　说实话，我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我怎么会喊出来的呢？“酷毙了”这句话以前倒是无数次听别人说起，可自己从来没说过。那次音乐会，我体验到了它的魔力，喊出“酷毙了”之后，我觉得自己立刻被放松了，积聚的情感被宣泄出来，有一种很爽的感觉。一句喊出来的口头禅，很可以表达情感，爱憎之情溢于言表。三个字可以宣泄出很多东西：喜欢、赞赏又有点嗔怪，但更多的是认同，认同了对方酷的另类本质，又展示了自己与之相同的品格，这样它就成为群体认同的一种心理标志。我喊出了这句话，似乎宣告了我们可以合为一体，我可以融入你们的音乐世界，我也热爱那样的音符、那样的节奏、那样的碰撞、那样的哑音，热爱那儿的气氛、那儿的宣泄，那种可以融入你肌肤、使你麻醉的空气。